上午9時，未名湖畔北側，一座朱門青磚的古典風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靜矗立著，與清朝皇家風格的朗潤園渾然一體。精巧的朱門旁掛著兩塊白底黑字的牌子——“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”和“北京大學國家發(fā)展研究院”（簡稱“國發(fā)院”）。

　　兩塊帶“國”字的招牌，光緒年間內閣、軍機處會議的舊址，一時令人聯想起古往今來多少讀書人“經世濟民”的人生情懷。

　　在這庭院右翼的一個小間里，頭發(fā)銀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許久。眼下，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國土地制度變革的著作——《城鄉(xiāng)中國》的下部。

　　兩小時的采訪在一種充滿張力的“敘事”中急速地流淌而過——他邏輯縝密，又充滿細節(jié)，每回答一個問題，都會給出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生動故事，張弛有致地調動著聽者的情緒和思維。

　　在北大，周其仁是曾被學生評選的“最受歡迎教授”之一。每逢上課，能容納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擠得水泄不通，以至于要靠放座號來維護選了課的學生的“權利”。

　　在中國經濟學人的圈內，他被認為是“學也學不來”的學界楷模。幾十年來，他奔走、扎根經濟調查研究的第一線，用腳力、頭腦和心來觀察、理解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問題和變革。

　　自80年代之初，這位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者往來穿梭于“江湖”和“廟堂”之間，幾乎參與了中國改革的每一步，“為推動中國農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貢獻。”（韋森語）

　　“理性，激情，雄辯，治學仍不忘憂國。”在回復記者的短信中，財經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用12個字來概括這位80年代的老同事。

　　一個經驗主義者的成長軌跡

　　1978年早春，在北大荒農場的一只高音喇叭下，28歲的下鄉(xiāng)知青周其仁一邊聽著恢復高考的消息，一邊盤算著自己如何填寫志愿。因為年齡偏大，他不得不放棄了北大，在第一志愿上填了歷來招大齡學生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。

　　此時，他已在中俄邊界下鄉(xiāng)整整10年，其中在山中狩獵7年半。

　　10年前，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，帶著相信偉大領袖提出的消滅“三大差別”（即工農差別、城鄉(xiāng)差別、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）的狂想，如愿來到黑龍江建設兵團農場。

　　在這里，他學會了割草、鋤地、扛糧食等各種粗重的農活，不以為苦，反覺得“大有可為”。不過，這個上海來的中學生滿肚子“高見”，喜歡批評這個論斷那個。半年后，他沒能當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機手，反被連隊領導發(fā)配到山上打獵。

　　在完達山上，他跟著師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幾十個“陷阱”，誘捕野鹿、圈養(yǎng)、然后割鹿茸。山上不用出操，也不用“天天讀”，且不受準軍事管理的束縛。很快，他喜歡上了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一待就是七八年。閑暇時，就在窩棚里翻讀著父親從上海郵寄來的書刊，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《資本論》和《國富論》。

　　在寂靜的大山里，他一邊從事著幾乎自給自足的狩獵和畜牧，一邊讀著從“驚人、龐大的商品堆積”后面被《資本論》作者發(fā)現的理論，以及亞當·斯密所說的“分工水平是理解經濟現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別的一個關鍵”——那是多么遠離眼前生活狀態(tài)的概念和圖景。

　　源源不斷寄到山上的書包，也引起了農場工作人員的注意。有一天，周其仁接到通知，讓他下山到團部一趟。在團部辦公室，一個年輕人坐在乒乓桌上，開始考問他各種理論問題。后來他才得知，這是現役軍人領導的農場，為展開“批林批孔”、讀6本馬列原著招理論教員的面試�？脊俨皇莿e人，正是后來在80年代的北京聞名天下的“四君子”之一、時任黑龍江建設兵團四師理論教官的朱嘉明。